我有个朋友今年去东南亚考察时拍了很多照片。其中有一张在越南胡志明市拍的街景图，令人印象深刻。

　　在这张图片中，我看到了小米、vivo、名创优品、三星、蜜雪冰城、苹果、AQUA，有美国公司、韩国公司、日本公司，又有来自奶茶、百货零售、手机、汽车等领域的中国公司。

　　“生而全球”的浪潮和“人工智能”革命，是这一代中国创业者最重要的两个“百年机遇”。

　　2024年，我们举办了两场千人出海峰会。第一场在新加坡国立大学，当时有1000多人参加，国内去了700多人。第二场是9月份在厦门的一个高峰论坛，也有1000多人。我们和建发一起办了两场出海论坛。另外，我们还组织了11次出海考察、10次线份出海晓报告。

　　先分享一组数据。从2004年到2024年，20年里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高了35倍。从2013年到2024年的十年里，年均复合增长率81%。

　　在今天的中国，任何一个行业能保持两位数的增长，都是一件特别让人兴奋的事。

　　截至2023年底，A股上市公司的海外建厂数量是421家，在过去五年里翻了一倍。出人意料的是，中国企业出海建厂最多的国家是美国。

　　中国外贸的“老三样”是指服装、家具和家电。中国的家电头部企业，已完成了全球化的布局。

　　海尔在海外有60家工厂，海外营收占到总营收的53%。海信在海外有18个生产基地，营收42.5%来自海外。美的在海外有22个生产基地，总营收中41.92%来自海外。TCL有12个海外生产基地，总营收中46%来自海外。

　　我最早去这4家企业的时间，大概都在1990年代中期。当年这一些企业都还在制造业“微笑曲线”的底端，只能靠规模、成本和企业家们的勤劳，在全球的家电行业中顽强生存。

　　“新三样”是指新能源汽车、光伏、动力电池。截至今年年底，在海外建厂的新能源汽车企业为106家，布局年产能为182万辆。海外建厂的光伏企业有40家，它们把四分之一的产能布局在海外。中国动力电池产量占到全球80%以上，其中有20家企业在海外建厂，国内现在的产量是650吉瓦时，海外规划的产能是360吉瓦时。

　　从企业史的角度来看，中国制造业经历过四次外溢。第一次发生在1990年代中期，出海主力是零部件企业。1993年，浙江万向集团在美国底特律附近，建了一个万向节配套工厂。

　　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，中国启用了新的三驾马车之一，叫作“Made in China”，制造业出现了第二次外溢。当时的特征是，大量商品出海。

　　第三轮出海发生在2010年代的中期，“跨境电子商务”兴起。与第二次出海潮不同，跨境电子商务玩家创建了自己的品牌，并通过亚马逊、阿里巴巴速卖通、独立站等电子商务平台快速卖出。

　　当下发生的是第四次全球化外溢。我们在海外建设工厂，把设备、技术、人才、资本移出去。我认为，这一次中国企业出海是工业革命以来，史上顶级规模的制造业大迁徙。我们每一个人，都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和创造者。

　　日本在1968年成为资本主义阵营第二大经济体后，国内市场迅速饱和，产品出口量激增。

　　1970年代中期，美国把日本视为经济上最大的竞争对手，开始对日本发动贸易战。如今我们常听说的“超级301条款”，其实是当年美国人为日本企业“量身定制”的，今天被用到了中国企业身上。与此同时，为了狙击日元，1985年美国和日本签订了《广场协议》。

　　在此背景下，从1980年代初期到1990年代中期，日本公司开始出海。十多年后，出现了一个“影子日本”。

　　如今，日本在海外的法人主体有2万多家企业，海外子公司营业收入占到总公司收入的82%。海外制造占到日本制造的70%，海外净资产规模占到GDP比重的75%。这些产能、资产、能力，都发生在日本国境之外。

　　表面看，日本企业出海对中国来说似曾相识。两者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，诱因都是国内产能饱和，行业内卷严重，外部条件也相似，都遭遇了来自美国的狙击。

　　30多年前日本企业出海，70%的投资项目布局在欧美国家。日本的出海主力军是大规模的公司和财团，产品主要为制成品，集中在冰箱、空调、洗衣机、汽车等领域，没有参与所在国的基础设施投资。他们对外输出的是，丰田、松下和索尼的工厂管理模式。

　　今天中国企业的出海则不同：第一，我们主要去的是发展中国家；第二，中国企业出海是大、中、小企业齐头并进，不仅有制成品工厂出海，还有大量工业中间件企业出海；第三，我们参与了所在国的工业园区的建设；第四，中国企业对外输出了一些新的商业模式。

　　科达做瓷砖生产线年前往非洲建厂。在过去8年里，它们在肯尼亚、加纳等国家，雇佣1万多名工人，瓷砖产量达1.5亿平方米。

　　今天中国企业出海的主要国家，分散于非洲、东南亚、墨西哥、中东、中北亚。由于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基础、产业体系不一样，消费需求也不一样，所以中国企业到不同的地区会种下不同的树，结出不同的果。

　　它第一次出海是在十年前。2015年，它参加了美国拉斯维加斯的厨房卫浴展（KBIS），进入了美国市场。

　　2019年，美国向从中国进口的橱柜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，最高税率分别是262.18%和229. 24%。那一年，金牌在泰国建了他的第一家海外工厂。

　　到了2022年，美国启动了第二次反倾销调查，核查海外办厂企业，相关这类的产品零部件配套与原材料采购本地化比例的情况。换言之，就算把中国生产的零部件拿到海外做组装，美国仍然要收税。

　　我想，特朗普再次上任后，这类调查只会更多。这就要求我们应该在海外搞更大的产业配套，把产能、原材料、生产链、供应链等都搬出去。

　　于是，2023年金牌在泰国和马来西亚投资建设更大规模的生产工厂。总裁潘孝贞告诉我，今年11月他们在美国达拉斯又建了一家卫星工厂。

　　但是中国家居企业要到美国办工厂，几乎找不到配套资源，很难运营下去。金牌的应对策略是，把中国的人才和工厂平移到美国。

　　第一，把中国的技术人员、设计人员、营业销售人员，派到美国去。有趣的是，因为当地理发很贵，这些人还学会了给同伴理发。

　　第二，今年年初，他们在江苏泗阳建了一个5000平方米的车间，把所有能够想到的环节全部想明白，然后把它拆散，再把各部件用集装箱送到美国，最后在达拉斯组装起来。

　　整个过程就像文物部门异地重组古建筑一样小心谨慎，生怕美国的供应链配套不齐全。

　　这也侧面说明，我们要对中国的供应链、工程师和制造能力有信心。全世界最好的工人，最好的工厂，一定在中国。

　　当年日本人做产业转移的时候，把最好的生产线留在了日本，次一级放在了欧洲和美国，再次一级放到了中国。所以，中国在1980年代拿到的生产线，都是从欧洲、美国、甚至韩国淘汰下来的。

　　今天中国不一样。我们是把最先进的生产线和最好的技术搬到非洲去，搬到美国达拉斯去，这是产业的一次大规模“平移”。

　　潘孝贞说，他们的终极计划是在北美建五到六个卫星工厂。 未来，中国企业有机会服务全球的家庭，来推动全球家居消费的升级。

　　改革开放40多年来，有无数跨国公司在中国设厂。但是我们未曾看到任何一个专门为美国企业、欧洲企业或日本企业设立的大型产业园。

　　但是，中国企业正在把1990年代出现的、独具中国特色的开发区模式，搬到全球各地。据统计，中国企业在全球已经建成了120家左右的大中型产业园区。

　　有一家企业叫华立，这是我调研以来，中国最早出海的企业之一。它在2005年在泰国建了第一个中资工业园区，2015年在墨西哥又建了一个产业园。这两个园区，分别带动了5万和1万的当地就业，创造了上百亿元的工业产值。

　　这个同学叫曹军，2017年年末，他听了我的年终秀。当年的年终秀有一个预见叫作“买好资产投穷国家”，他就是在那时跑到柬埔寨，如今，已是柬埔寨华商联合总会的主席。

　　去年7月，他陪我参观了柬埔寨的第一家中资工业园区，建于2008年的红豆，里面有100多家企业。

　　我参观的时候，柬埔寨刚好开通了全国第一条高速公路——“四号公路”，由中国帮助投资，从金边到西哈努克港。这条公路的两侧，过去一年半时间里，涌现了将近10个中资园区。

　　今天在柬埔寨这样的小国，已经有13个中资园区正在运营中，有5个已经签约在建。

　　这些园区“骨肉兼备、五脏俱全”，有码头、发电站、污水处理厂、货运机场、公共保税仓、综式基地、职业学校、餐厅、商场、银行、幼儿园等设施。

　　中国的新能源企业在海外办厂的已经有100多家了。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海外年产能也有180多万辆，整车厂出去后一定会有零部件企业出去。

　　截至今年年底，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工厂在海外已经建了86个，都是包括电池、玻璃、压轴结构件、热管理、摄像头、座椅、空气悬架等在内的专业工厂。

　　高盛在今年秋天发布报告《变革中的中国：聚焦产能周期》显示，中国整车企业和零部件企业的出海，带出了“中国速度”和“中国效率”。

　　根据高盛的计算，中国在建一家新能源的汽车工厂，大概是20亿到80亿人民币左右，只需花费一年半的时间。欧美国家则需要三到五年，同时中国车企的制造成本比欧美同行低了47%。

　　我们为什么能够把成本打到低47%？得益于强大的供应链整合能力，这是中国制造的巨大优势。

　　建发和我们合作了很多年，是一个世界500强企业。在过去很多年，它把全世界的大宗商品，钢铁、大宗粮食卖到中国。

　　这两年中国企业出海，建发又将其由外而内的能力，由内而外进行辐射，在信息、物流、金融、商务等方面帮助中国企业出海，成为中国企业供应链里面最重要的服务商。

　　它们在海外有50多个公司和办事处，在170个国家建立了业务关系，为中国企业出海提供一揽子的解决方案。

　　如果今天在座的、直播间里的企业未来你们要出海，要找供应链服务商，建发是一个值得推荐的对象。

　　比如，建发就和格林美合作。这是一家做废旧电池回收的上市公司，建发为它提供原料和产品的进出口全链服务，同时，还通过期货工具帮它做价格评议、价格管理。

　　今年，格林美和建发还做了一件轰动中国航运行业的事情：他们在武汉长江中游的武汉港和印尼港之间实现了“一船到底”的运输模式。

　　今天中国企业出海有两大战略力量，第一叫作链主企业，他们起到“带头大哥”的作用，集成配套；第二是供应链服务商，他们整合资源，优化提效。

　　我到柯桥调研时，他们给我讲了个故事：2020年，绍兴柯桥有5位企业家跑到埃及尼罗河领域种棉花、纺纱、织布、印染、成衣。

　　埃及有一个工业区，叫苏伊士运河工业区，从那个工业区运到非洲所有国家免关税，6天时间能到达欧洲的任何国家。

　　得到的答案是：他们必跟我们有关系，他们在埃及种棉花，他们就需要最好的剑杆织机和喷水织机。

　　绍兴必须要能够生产全世界最好的纺织设备，他们要印染设备。绍兴今天有最好的棉水印染，开发出了不用水的印染技术，能够生产航天火箭里用的纺织面料，他们需不需要供应链？需不需要订单？需不需要全球的纺织信息？

　　今天中国沿海的工业强市、工业强县、产业带，说到企业出海的时候会喜忧参半，喜的是有可能“腾笼换鸟”，产业能够向全球辐射，忧的是鸟飞出去，笼子里没有鸟了。

　　为避免产业空心化，政府和企业要进行协同作战，认真地打好这一次中国企业出海的重大战役，这些是未来五年、十年甚至十五年，中国产业一定得面临的问题，而这样的一个问题很具有中国特色。

　　我们在苏州做调研，看到了一个案例：1994年，新加坡政府帮助苏州建立新加坡工业园区，苏州的新加坡工业园区应该是中国做得最好、最成功的工业园区之一，200多平方公里，工业产值3000多亿，非流动人口100多万，是个特别成熟的卫星城。

　　这两年苏州很多企业出海，苏州政府干了一件事儿：他们在新加坡租了一个1.6万平方米的办公空间，所有苏州地区到东南亚的企业，先到这一个地区共享办公、孵化、政策对接、客商对接，然后在东南亚来投资建设。

　　新加坡的李显龙讲过一句话：“慢慢的变多中国企业以平等的姿态参与竞争，而不是处于追赶者的地位。”

　　因此，政府参与建构各种层级的综合服务模式，避免产业空心化，实行双向的链接，让所有的出海企业真正感到“娘家有人”，是中国企业出海的第四个特点。

　　我4月份去了一趟欧洲的比利时列日，列日地处欧洲中心，阿里巴巴的菜鸟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超大的物流网络。

　　在工业革命时期，全球物流靠轮船，靠货车、火车和大卡车。船和车是全球物流最重要的两个工具和战略模型。

　　到2024年底，中国物流公司已经在海外建成了2500个海外仓，面积达到3000万平方米。

　　再来看名创优品，这家企业应该是过去十年，中国最成功的线月，在广州中华广场开了第一家店。今年6月份，名创优品在法国香榭丽舍大街开了一个800平方米的旗舰店，这是第一个在法国香榭丽舍大街上开品牌店的中国品牌。

　　今天，名创优品在国内开了4250个店，在海外开了2900个店，遍布了全球112个国家和地区。

　　这十多年来，它充分的利用中国的供应链，在全中国和全球合作了1400个供应链企业，同时把全世界的很多IP，如漫威、引进，进行衍生产品研究开发，每年开发1万个SKU。

　　2015 年，我第一次见到叶国富，我记得他跟我说，吴老师，我以后要把店开到海外去。客观来讲，当时我是不相信的。现在他在海外有近3000家店。

　　前两天我到他企业调研，叶国富跟我说，未来十年，名创优品要带领100个中国IP走向世界。

　　我们希望他能够把更多的中国 IP——从熊猫到孙悟空，放到全世界。今天我特别愿意把叶国富的这句话分享给大家，“没勇气，何来运气？”

　　运气在哪里？无论是在中国做生意，还是出海做生意，所有的运气都在一块磨砂玻璃的背后，你必须要用你的拳头，用肉做的拳头去打那块玻璃，打得皮开肉绽，有可能背后是个空，有可能后面会有运气在，但没有皮开肉绽的拳头，永远都不可能有运气在。

　　从赵德力到叶国富，到每一个人，包括厂二代们，千万记住，天上没有运气，地上没有国运，所谓的运气，所谓的国运，都是要我们用拳头、用勇气去把它给打出来。

　　我们如何防止中国产业的空心化？我们如何培养国际化的管理人才？怎么来适应所在国的政策和宗教？怎么来适应当地的工会制度和社区文化？如何完成派遣人员和当地员工的融合？怎么来实现核心技术的梯度化转移？如何完成供应链的培育和整合？如何规避海外公司的资金安全风险？

　　我们与60多个企业组建了一个华商出海产业服务联盟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我们想要出海的企业，提供各种服务。

　　在未来的五年、十年、十五年，无论是落叶归根，还是落地生根，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“影子中国”即将出现，它既是产业意义上的，也是技术意义上的，是资本意义上的，甚至有可能是人口意义上的。

　　当这个“影子中国”出现以后，它会成为中国国内的社会变革的一个进步的、市场化的力量。我们特别期待一个新的经济力量的诞生。

　　福特基金会扶持的吴晓波先生还是很忠于职守的，只是我不理解参加十年跨年演讲的人群，有多吴式韭菜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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